她深吸一口气，把肺里积了一夜的墨味和纸灰味全换出去，然后重新坐回案前，翻开齐南的赋税账册，继续往下查。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把齐南的每一笔赋税记录、每一次田亩变更、每一次人口增减都做成了表格。那些数字在她脑子里织成了一张网——三年累计少缴的赋税数额逐年增加，新增田亩集中在与司马家有关系的县令辖区，新增人口与赋税增长之间完全没有对应关系，密奏中有人弹劾过司马家的姻亲贪墨，而司马延本人每年吏部考评都是上等。她把这些线索一条一条地列在纸上。三年累计少缴的赋税数额逐年增加；新增田亩集中在三个县令辖区，三个县令同年上任；新增人口与赋税增长零对应；密奏弹劾过司马家姻亲贪墨。

她把所有线索拼在一起，发现每一处疑点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司马延在系统性地侵吞赋税。他利用灾害减免做掩护，瞒报田亩和人口，把朝廷的税收装进自己的口袋。三年下来，近三十万石粮食没有进国库。

还有一件始终没想通的事——这些粮食去了哪里。三十万石不是小数目，装船要装好几十艘。司马延不可能把这么多粮食堆在自己家里。她需要知道这些粮食的流向。但眼下她还不能查——没有权限，没有人力，没有出京的资格。

她把这些查到的数字整理成册——齐南过去五年的田亩数、户口数、实缴赋税数、灾害减免记录、县令调任记录，全部做成一份清晰的对照表。每一个数字都标注了来源和日期，每一条推论都附上了依据。

写完之后，她把卷宗合上，在封面上写了一个字——“齐”。她没有马上去找太后，而是把卷宗锁进了密奏铜柜，放在最底层。她知道这份东西有多重——它不是一份普通的调查报告，是一把能撬动三品大员的铁棍。如果握不稳，铁棍反弹回来会砸断她自己的骨头。但她必须握这把铁棍。因为司马延侵吞的不只是朝廷的税粮，还是边关将士的军粮、受灾百姓的赈济粮。司马延吞的不是朝廷的钱，是别人的命。

那天夜里，崔晏一个人在值房待到亥时。她整理完最后一批奏折，把密奏铜匣的钥匙系回腰间，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外头的雨已经停了，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月光照在叶片上泛着淡淡的银光。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的冻疮疤在开春之后褪了些，但虎口的茧子又厚了一层，握笔的地方硬硬的。这双手在掖庭洗过衣裳，在永巷搬过粪桶，在破屋里给人包扎过伤口，现在在永宁宫里整理奏折、登记密奏、查隐田。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做的，每一步都踩在实处。

她把手按在胸口，那里有父亲的残稿、母亲的玉佩、还有太后的手谕。残稿上父亲写的那行字她早已背得烂熟——君子不以一己之穷达改其志。吾儿异日当识此理。阿父，女儿已经识了。女儿查了司马延的账，不是为了报私仇，是为了那些被吞掉的粮食。那些粮食是赋税，是军粮，是赈济粮，是老百姓的命。女儿会把这件事查到底。

她关上窗，闩好。然后走到案前，把那份“齐”字卷宗从铜柜里取出来翻开，在最后一页的最下面写了一行小字——“不急。账要一笔一笔算，证据要一条一条找。等攒够了，一击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