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沒有回答，只是轉過身去服務下一位客人。

大衛低頭看了一眼手裡的咖啡杯。杯子上除了他的名字「大衛」之外，在下面還多畫了一個小小的、卻異常清晰的標誌——那是一個曳引車車頭的圖案，旁邊寫著一行小字：「正義在看著你」。

「見鬼了……」大衛差點把滾燙的咖啡灑在自己的西裝上。他慌亂地將杯子扔進了路邊的垃圾桶，快步走進辦公大樓。

一整天下來，那種無孔不入的壓迫感幾乎讓他發瘋。他去員工餐廳吃午餐，發現休息室的電視新聞正好在播放瑪莎麗絲的頻道，畫面中正在講述一旦衛斯理被冤判，這個國家的司法將面臨多大的恥辱；他下班去超市買牛奶，排隊結帳時，前後的幾個人都在高聲談論著這起案子，甚至有人故意大聲說：「要是哪個瞎了眼的陪審員敢判他有罪，這輩子走在路上都得小心點，誰知道會不會被口水淹死。」

沒有人打他，沒有人威脅要殺他。他們所做的一切，完全都在合法言論自由的範圍內。

但大衛開始感到恐懼了。他突然意識到，法庭裡那些冷冰冰的法律條文是一回事，但他下了庭之後，還得繼續在這個社區生活。他得去超市，得買咖啡，得和這些人呼吸同一片空氣。

如果他按下了「有罪」，他將面臨的不是暴力的暗殺，而是徹底的「社會性死亡」。

與大衛有著同樣遭遇的，還有九號陪審員莎拉。

她是一個四十五歲的家庭主婦，平時並不怎麼關心政治，被選上陪審員對她來說只是一項不得不履行的公民義務。她原本打算聽從法官的指示，單純地根據那些租車紀錄來進行客觀判斷。

但從名單被鎖定的那一天起，她的數位生活就變成了一場精密的圍剿。

瑪莎麗絲動用了頻道帶來的龐大收益，以及粉絲群體的自發集資，買下了針對這些陪審員IP位址的精準廣告投放。

當莎拉坐在家裡的沙發上，打開平板電腦準備看一部輕鬆的喜劇時，影片開頭跳出了一個無法跳過的長廣告。

畫面中沒有喧鬧的政治口號，只有緩慢、悲傷的鋼琴配樂。影片講述了衛斯理曾經如何匿名捐款拯救了一家瀕臨破產的兒童醫院，如何在一場颶風災難中親自開著卡車運送物資。然後，畫面淡出，浮現出一行白字：「他是一個英雄，卻即將被不公的法律毀滅。你的沉默，就是幫凶。」

莎拉看得心裡發酸，她關掉影片，打開了自己常用的社群軟體。

然而，她的動態牆上，平時那些教人做菜、分享園藝的貼文全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演算法瘋狂推送的文章：「歷史上那些因為屈服於強權而冤判良心犯的陪審員，後來過著怎樣悲慘的晚年」、「探討前進黨州法的荒謬與冷血」。

這些資訊像潮水一樣，三百六十度無死角地湧入她的大腦。

更讓她感到崩潰的是現實生活中的變化。

星期五的傍晚，她在自家前院澆花。對面的鄰居——一個平時總是很熱情打招呼的老太太——推著除草機走了出來。老太太沒有像往常一樣笑著說天氣真好，而是走到兩家草坪的交界處，用力地將一塊牌子插進了泥土裡。

牌子上印著衛斯理的頭像，寫著：「這條街與正義站在一起」。

老太太直起身子，冷冷地看了莎拉一眼，然後轉身回了屋裡，重重地關上了門。

莎拉握著水管的手微微發抖，水流灑在了自己的鞋子上。她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孤立無援。她明白那個眼神的意思：我們知道你是陪審員，如果你不站在正義這邊，你就不再是這個社區的一份子。

這種無形的壓力，比任何一把頂在腦門上的槍都要可怕。槍只能威脅生命，而這種社會性幽閉恐懼症，卻能摧毀一個人作為社會動物的所有尊嚴與歸屬感。

夜晚，瑪莎麗絲坐在電腦前，看著論壇裡各個小組匯報上來的「進度」。

「報告，五號陪審員的健身房儲物櫃上，被貼了一張衛斯理的海報。」

「十二號陪審員今天去車行保養，修車技師在單子上寫了『自由衛斯理』。」

「七號陪審員的E已經被大數據廣告徹底淹沒了，他今天甚至沒有出門。」

看著這些井然有序、沒有越過任何法律紅線、卻又精準無比的施壓報告，瑪莎麗絲忍不住打了個冷顫。她突然對語音頻道另一端的那個男人產生了一種深深的敬畏。

「梁先生……」瑪莎麗絲對著麥克風輕聲說道，「我們這樣做……是不是太殘忍了？我感覺我們正在逼瘋他們。」

「殘忍？」諸葛梁的聲音依舊慵懶，甚至帶著點事不關己的冷酷：「小丫頭，當這個州的政客坐在冷氣房裡，大筆一揮就決定剝奪一個女人的醫療選擇權時，那叫不叫殘忍？當他們為了討好保守派選民，準備把一個只是開車載人去醫院的歌手關進大牢時，那叫不叫殘忍？」

他頓了頓，發出一聲不屑的輕笑。「聽著，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殘酷的。我只是教你們如何用文明的手段，把這種殘酷原封不動地還給他們。法官告訴陪審員，要拋開一切外界干擾，只看證據。但人終究是社會動物，沒有人能真的拋開外界。當他們發現，維持所謂的法律尊嚴，需要付出餘生都被社會唾棄的代價時，他們的道德防線就會像紙糊的一樣脆弱。下週一就要正式開庭了。好好欣賞吧，這場好戲即將迎來最高潮。我保證，那十二個坐在陪審席上的傢伙，現在比坐在被告席上的衛斯理還要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