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鸡血和胎盘在我的身体里相遇，发出了“砰”的一声，我清楚地听见了这奇怪的声音，它震着了我的内脏，并在那里微微发热。

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么？

我会有特异功能么？我会力大无穷么？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想入非非中我兴奋异常，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身上像着了火，头脑里的筋也像灼着了，一阵热辣，一阵抽搐。脸是烫的，口干，我起来喝水尿尿，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红得像一朵木棉花。

家人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前去集合，我远远看到县礼堂门口停了三辆大卡车，很多人正在往车肚里放行李。站着和忙着的人都不少，但不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车头也没戴上大红花，连标语都没有，一切都太平常了。

不过我一点都不扫兴，就像一只不用喂食就唱歌的鹦鹉，我觉得身体里公鸡的血液在涌动，一首歌自动跑到了喉咙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我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唱出声来了。

我早已厌倦家庭和父母，想着早些到那个叫做“广阔天地”的地方去。高中还没毕业我就盼着下乡，因为只有下乡才可能招生招工。人是要经受锻炼的，我把高尔基的《海燕》抄了两遍，时常念叨着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没事就置身于一只湿淋淋的海燕中，假设自己飞进了暴风雨。十六岁的时候我默诵着这句话，兴高采烈地走在大街上，我拿着办手续的证明，到县革委会的知青办领取下乡物资。我从两种颜色的蚊帐中挑中了本白色的那种，我对自己的挑选感到满意。我听见旁边的人说，本白的好，别看现在有点发黄，将来越洗越白，漂白的那种现在白是白，洗洗就黄了，越洗越难看。还有棉胎，五斤重，还有被套，斜纹布，桃红的彩条，都是崭新结实的一等品，看在眼里就喜气洋洋，抱在怀里更加喜气洋洋，沉甸甸的，煞是踏实。

这是第一份完全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它是一张床所需要的东西，贴心贴肺，更贴皮贴肉。一个居民模样的家长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李庆霖。知青办的一个女同志说：是要感谢李庆霖哪，这些东西以前都是没有的，你们赶上好时候了。李庆霖，在一九七五年前后，是一个响彻海内的名字，连同那封著名的回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知青问题，容当统筹解决。”知青的待遇从此大为提高。新下乡的知青按战线分配，工交战线到香塘公社，县直机关去附城公社，文教卫生战线去民乐公社。每个大队配一名带队干部，知青下乡的头一年，由国家统一配给粮油，每人每月有十元生活费，另有安置费拨到大队，用来盖房子买农具。

一九七五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爬上了解放牌大卡车，车厢里一半是行李，一半是人。人很杂，同车的一个都不认识。同班的仅丁服安凤美二人到香塘公社，丁服在另一辆车上，我连影子都没看见。雷红吕觉悟都分散了，雷红和郑放歌属文教卫生战线，她们到民乐公社同一个大队同一生产队。吕觉悟随父，属县直机关，下附城公社，我亦随父，工交战线。

事隔多年，在歌舞升平中，文教战线、卫生战线、工交战线这些词听起来有一种遥远的幽默，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场浩大漫长的战役中，人属于某条战线，生长在战线中，永远不能脱离任何战线。战线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虽然从未生活在战争年代，但我们从未想到有什么词可以代替“战线”二字。系统，工交系统，真是太难听了。

快开车的时候我看见了安凤美，她抱着一只公鸡，这只公鸡我认识，就是二炮，它曾在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呆过一段，我喂过它。

二炮的羽毛跟我打鸡血的公鸡一样漂亮，但我相信它的智慧非同一般，否则它怎么能配合长脚耍魔术呢。安凤美抱着它爬上了另一辆卡车，她行李简单，父母都没来。我看到二炮站在一只木箱上，看上去和安凤美肩并肩头挨头的。它约等于她的家人。

九点半，卡车出发，我站在卡车里。车慢慢开着，驶过南流镇的街道。公园路的空地上，晾晒着一簸簸的桂圆肉，簸箕里的桂圆肉香甜肥厚，招来了苍蝇和灰尘。另一些空地上则晾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龙眼核，听说晒干之后磨成粉，可以做年糕。一个男人在箍木桶，用一把柴刀背敲得铁箍咚咚响。卡车开过东门口，米粉铺的蒸笼正冒着浓厚的蒸气，有人坐在桌前吃米粉，杂货铺一闪就过去了，豉油的香味来不及散发出来，铺子里没有人，是空的，隔壁酸萝卜摊前倒是有两个小学生，他们正举着带缨的酸萝卜，一边啃着一边等着找钱。这些全都一闪就过去了。

过了东门口就上玉梧公路，车速加快，学校的老师一个都没看见，学校的大门空荡荡的，孙向明早已回湛江，全班同学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凤凰树一闪而过，学校的大门一闪而过，医院宿舍的平房、我家的窗口、长着老鼠脚迹的操场、大园、旧产科、枇杷树、门诊、太平间、留医部，全都一闪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