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已经咬了我。那天天阴，黑得早，我去挑水，狗跟脚，它在我的脚前脚后蹦来蹦去，欢势得就像那首著名的西藏歌曲《逛新城》，女：阿爸哟，男：哎，女：快点走，男：哦，女：看看拉萨新面貌。男女对唱，短促、快捷。我听见我的脚和狗几乎也有一组对唱，狗：脚丫哟，脚：哎，狗：快点走，脚：哦，狗：快快回家煮红薯。这组对唱我听不见，但估计我的脚能听见。当狗不发出声音的时候，它纯黑的身体就和夜色浑在一起，我挑水走过玉昭的家门口，然后上一个斜坡，我一使劲，狗“昂”的一声，我不明白它什么意思，它又“昂”了第二声，小腿一阵发麻，我才意识到，我踩了它一脚，它咬了我一口。

狂犬病，我三岁就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防疫站的宣传画挂在绳子上，一排，在办公室门口的厅里，天井灌进风，吹得宣传画飘飘摇摇，画上的人本来已够愁惨，风一吹，更是悲惨万分。第一幅画的是一个人被一只大狗猛追，第二幅是被狗咬了不打狂犬疫苗，他扛着一把锄头，冲背着药箱的人摆手；第三幅是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狂犬病发作了，怕风怕水，他身体的旁边画着几道颤抖的线表示怕得发抖，亲人从窗口探进头，端给他一只碗；第四幅是人死了，亲人伤心，掩面痛哭；第五幅，穿着白大褂的人正面对着你，手上举着一只注射器，一行字写道：被狗咬了要及时注射狂犬疫苗。

对此我记忆深刻。

如果不是狗咬了我，我可能至今都学不会自行车。为此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现在的狂犬疫苗是打五针，当年却是打十针，而且不是打在手臂上，而是打在肚脐眼的周围。不知是哪个捣蛋鬼发明的，听起来真像是恶作剧。我躺在卫生院的注射床上，撩起衣服，肚子上一片冰凉，护士往肚脐周围擦酒精，这情景真是恐怖，我躺在床上，脑子里满是瘦人的担心，我肚子上没有脂肪，隔着一层皮就是肠子，她一针戳下去，捅破了肠子怎么办？

我打了第一针步行回队，来时的所有狂想都已消退，有关自制头灯，以及在狗背上扎上白纸花，俱往矣。道路变得既无聊又漫长，从香塘卫生院到六感的水冲，简直就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六感河相当于大渡河，河上的桥相当于铁索桥，当然不是铁索的，而是水泥的，路上的几重山相当于岷山，“更喜岷山千里雪”，雪肯定没有，但总有一天会碰到下雨，草地没有，若下了雨，水清塘那一带全是烂泥，可视作沼泽地。这样一想，我就要背诵语录来给自己打气，但无论如何，我一点劲都提不起来了。

我心心念念，想的就是剩下的九针，无论如何都要骑车来。

高红燕借给我她的自行车，她的车比我家的车还要高，她全家都是高个子，无一辆矮车。她的车虽然高，且是男车，却不男性化，车的横杆和斜杠都缠上了红白相间的扁尼龙绳，这种尼龙绳在南流街的百货公司有卖，全镇珍惜自行车的人都买来缠车杠。红白相间的绳带缠上去，车杠远看就像粉红的，是一个姑娘穿上了新衣服。

我从来没有练过这么高的车，我要跳很多跳才能骑上去，跳上车的姿势很不雅，有时像狗撒尿，有时像猴子，弓着背，缩着颈，我练过的迎风展翅都没有用了，这里不是县体育场，路这样小，又高低不平，路面遍布石头、烂泥、草丛、牛屎，我要在车子没有碰到障碍之前跳上去，否则车身一歪，我就连人带车倒在禾田里了。我的注意点不再是自己的姿势，而是路面的石头或烂泥，我手把车头，对准前面的空隙，左脚踩着车蹬，右脚缩着挤过横杆。

在往返水冲村和卫生院的路上，我摔过很多次，把高红燕的单车摔得鼻青脸肿，没有缠上尼龙绳带的地方有好几处摔脱了漆，但高红燕说，不怕，脱了漆照样骑，永久牌的，摔不坏。我的膝盖和臂肘擦破了皮，但我的车技进展神速，我感到车不那么高了，也不那么重，越来越轻，我再也不怕路面的石头，我会以光滑的s形绕开它们，心气足的时候我就烧包，迎着石头冲过去，劈荆斩棘，内心夸张得不行。在水冲村到卫生院的路上，有这样一个奇观：一辆车，像一只蚂蚱在跳荡，它东歪西倒，行行停停，过了几天，这只蚂蚱却变成了一只燕子，它飞了起来，轻盈、流利，贴着地面，一一掠过烂泥、石头、牛屎、草丛，以一个迎风展翅的姿势，停留在女知青的身上。

我感到这条充满障碍的乡道变成了另一个体育场，它赋予我下坡时的飞翔感，我从一个坡冲下来，顺着惯性冲到下一个坡的半腰上，猛蹬几下又到了坡顶，之后又是一阵俯冲。十几天下来，我感到自己业已成精，一个单车精，人车一体，再糟的天气，再烂的路，也是“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水冲村到卫生院的路也变得短了，如同在南流街，从东门口到西门口。而黄昏的云挂在岭上，比体育场的晚霞更为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