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

天边浮起了鱼肚白，玛丽莎才从行李传送带上取回衣箱，排队租了一辆车（第一辆还发动不起来），再转弯抹角找到热带旅馆。www.maxreader.net

登记时，她又情不自禁想起了罗杰。不过她不会打电话给他的。在飞机上她已经立下好几遍誓了。

这是一个汽车旅馆，不如人意。不过没什么关系。玛丽莎认为自己不会有多少时间呆在那里的。洗了脸和手，挽了挽头发，再正正发夹。没有理由延宕了。她回到汽车里，朝里克特诊所开去，握方向盘的手不知不觉便湿漉漉的了。

诊所坐落在一条通衢大道上。在清晨那个时分，路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辆车。玛丽莎转到停车库，拿了计时票，找到一个靠出口的位置停下车。整个建筑，包括车库、门诊部以及玛丽莎认为是住院部的那一部分，都很现代化。看上去有七层楼。下了车，她伸展了一下手脚，提出公文包。包里有流行病学课的笔记，仿佛这也会有帮助似的。还有一本笔记本，几支铅笔，一本病毒学诊断教程，一支备用唇膏及一包口香糖。多好玩！

一进大楼，玛丽莎就闻到熟悉的医院特有的消毒液气息。这不知怎的使她镇静了几分，感到自在。楼里有问讯台，可是没有人。向一个拖地板的清洁工打听怎么去医院部。工人指指地上的一根红线。沿着红线，她来到急诊室。那儿也冷冷清清。一、两个病人在候诊，只有两个护士。玛丽莎找到值班医生，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噢，太好了！”值班医生热情地说。“真高兴你来！内瓦里医生整夜都在等你。我去找他来。”

玛丽莎心神不定地玩弄着几根回形针。一抬头，看见两个护士正注视着自己。她笑了笑。她们也回报一笑。

“来杯咖啡好吗？”其中一个高个子说。

“那太好了，”玛丽莎答道。除了担心和渴望之外，她还感到了飞行途中间歇地才睡了两个小时的后果。

玛丽莎一边啜饮着热咖啡，一边回想《纽约客》杂志上登过的伯顿-鲁奇的医务侦探小说。她希望自己能够参与一桩像约翰-斯诺解决过的那种案子。他是现代流行病学之父。有一次伦敦霍乱暴发。斯诺通过演绎推理，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个异常的水泵，从而阻止了蔓延。斯诺的高明之处在于，当时微生物致病的理论尚未被广泛接受。要是也能于出这样一桩干净利落的事情，那该多好啊！

值班室门开了，进来一位英俊的黑发男子。他一边在急诊部耀眼的灯光下眨巴着眼，一边径直走向玛丽莎，咧大了嘴笑着说，“布卢门撒尔医生，真高兴看到你！你想象不到我们等你有多急切。”

内瓦里医生一边跟玛丽莎握手，一边打量着她。站在她身边，他顿时为玛丽莎矮小的个头和年轻的外貌而吃了一惊。出于礼貌，他问了问玛丽莎旅途的情况，是不是饿了。

“我们最好还是马上开始工作吧。”玛丽莎说。

内瓦里医生欣然同意。他一边领玛丽莎去会议室，一边介绍说自己是高级住院医师。这并没有增强玛丽莎的自信心。她看得出来，内瓦里毫无疑问地比自己对传染病要知道得多一百倍。

他示意玛丽莎在圆形会议桌边坐下，拿起电话拨了个号，一边等电话接通，一边解释说，斯潘塞-考克斯医生，州流行病专员，吩咐过，她一到就通知他。

好极了，玛丽莎心想，强装出一丝笑意。

考克斯医生听起来跟内瓦里医生一样，对玛丽莎的到来十分高兴。他解释说，真不巧，他眼下脱不开身。旧金山湾区暴发了b型肝炎，恐怕还与艾滋病有关。

“我想，”考克斯医生继续说，“内瓦里医生已经告诉你了，里克特诊所的问题目前只是七个病人。”

“他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玛丽莎说。

“我想那也是马上的事，”考克斯医生说。“而在这儿，我们有五百个b型肝炎病例。所以你能理解为什么我还不能马上赶到你那儿去。”

“当然理解。”玛丽莎说。

“祝你好运，”考克斯医生说。“顺便问一声，你在cdc工作多久了？”

“不太久，”玛丽莎坦白地说。

短暂的沉默。“好吧，随时告诉我进展情况。”考克斯医生说。

玛丽莎把听筒递给内瓦里医生，后者把它挂上了。“让我把目前的情况告诉你吧。”他把语调转到标准的公事口吻，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三乘五的卡片。“我们有七个病例，诊断未定，但明显严重。呈虚脱、多系统的热病症状。第一个住院的是这个诊所的老板之一，里克特医生自己。第二个是病历部的一个女人。”他按发病先后，把卡片排在桌上，每张代表一个病人。

玛丽莎小心地打开公文包，注意不让内瓦里医生看见里面的东西。她拿出笔记本和铅笔，思绪飞快地转回刚刚上完的课程。记得得把这些信息合理地分门别类。首先是病种，真是新的吗？能算是危机吗？这得依赖一张二乘二的表格和一些基本的统计资料。玛丽莎知道，即使不能明确诊断，她也得勾画出此病的特征。下一步是判定患者群的特点。比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嗜好等等。然后是各个病人显示最初症状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以便发现共同点。再就是调查疾病的传播途径，查出传染媒体。最后是根除病毒的宿主。这听起来很容易，但玛丽莎知道，即使经验丰富如杜布切克，这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玛丽莎在裙子上擦了擦湿漉漉的手，再次拿起铅笔。“那么，”她说，看着空白的笔记本。“既然还没明确的诊断，你们考虑过哪些可能呢？”

“一切可能。”内瓦里医生说。

“流行性感冒？”玛丽莎问，心里希望自己问得不算太天真。

“不太像，”内瓦里医生说。“病人有呼吸系统的症状，但不是主要的。另外，七个病人的流感病毒血清化验结果都是阴性。我们不知他们得了什么病，但肯定不是流感。”

“其它呢？”

“大多也是否定的。”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化验过的一切，如血、尿、痰、大便，甚至脑脊液，都是阴性。尽管血液寄生虫化验结果是阴性，我们也还是把它当疟疾治过。尽管化验结果阴性，我们甚至还把它当伤寒治过，用了四环素或氯霉素。可是跟抗疟疾药一样，毫无效果。不管你怎么治，病人仍是每下愈况。”

“你们一定做了鉴别诊断吧，”玛丽莎说。

“做了，”内瓦里医生回答。“召集过几次传染病会诊。大家比较一致的印象是，它是一种病毒性疾病，但不会是钩端螺旋体病。”内瓦里查了一下索引卡，拿起一张。“哈，这些就是现有的鉴别诊断：钩端螺旋体病，这我已提过了；黄热病、登革热、单核白血球增多。为保万无一失，其他如肠病毒、节肢介体病毒及腺病毒感染也都一一排除了。不用我说你也看得出来，不管在诊断上还是在治疗上，我们都已竭尽全力了。”

“里克特医生住院多久了？”玛丽莎问。

“今天是第五天。我想你应当看看病人，以便对我们面对的问题有个概念。”内瓦里医生不等玛丽莎回答就站了起来。玛丽莎发现，自己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穿过旋转门，进了住院部。玛丽莎虽然紧张万分，还是对里面豪华的地毯、宾馆式的装饰赞叹不已。

她跟着内瓦里进了电梯。内瓦里医生给她介绍了同梯的一位麻醉师。玛丽莎嘴上敷衍着那人的问候，思绪却开了小差。可以肯定，这时候去看病人，除了让自己暴露给那种疾病之外于事无益。这一点她在亚特兰大上课时从没想过，现在突然间好像成了个大问题。她能说些什么呢？

到了五楼的护士台，内瓦里医生花了几分钟向值夜班的医务人员介绍了玛丽莎。那些人正准备交接班。

“七个病人都在这一层。”内瓦里医生说。“这里有我们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两个危险病人在对面内科强化护理区，其他的在普通单间。这是他们的病历。”他伸手拍了拍柜台角上的一叠病历。“我猜你会先看里克特医生的吧。”他把它递给玛丽莎。

她先翻到生理指标页，发现他住院后第五天一早，血压开始下降，体温却在上升。此非吉兆，知道以后还得细读，她只飞快地浏览了一遍整个病历。即使是草草一扫，她也信服了病情检查是做得十全十美，绝对比自己来做要强。化验也巨细无遗。她再次疑惑，自己怎么能以权威的身份在这儿发号施令呢？

回到病历的开端，读起“当前病史”部分来。一件事马上吸引了她。里克特医生发病前六个星期，曾出席了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一次眼科学会议。

她兴致勃勃地继续往下读。得病前一星期，参加了在圣迭戈举行的一个眼皮手术会议。入院前两天，被一只cercopiheceusaethiops咬了一口。鬼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玛丽莎指着那两个字给内瓦里医生看。

“噢，一种猴子。”内瓦里说。“里克特医生手头一直备有几只，用来做眼疮疹的研究。”

玛丽莎点点头，再次检查化验结果，注意到病人白血球计数低，红血球和血小板也低。其他化验结果还显示肝、肾功能异常，连脑电图也显轻度异常。这个家伙真是病入膏肓了。

玛丽莎把病历放回柜台。

“准备好了？”内瓦里医生问。

玛丽莎点点头，心里却宁愿晚一点再见病人。她不幻想自己会发现什么迄今被别人忽视，然而又是十分关键的可以破解这个谜团的东西。此刻去看病人只是装模作样而已，而且，很不幸，这又冒险得很。她勉为其难地跟着内瓦里医生走去。

他们进了强化护理区，触目皆是各种熟悉的精密电子设备。病人像一动不动的牺牲躺在祭台上，固定在缠来绕去的电线和塑料管中间。酒精气息扑鼻而来。人工呼吸机和心脏监视器的声响清晰可闻。护士们异乎寻常地忙碌。

“我们把里克特医生隔离在这个侧室里了。”内瓦里医生停在关着的门边说。门右有一扇窗。从窗子望进去，玛丽莎可以辨认出病人来。跟强化护理区的其他病人一样，他仰面朝天躺在由静脉输液罐和导管构成的天篷底下。身后是个示波器，闪烁着连续不断的脑电波轨迹。

“我想你最好还是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对这些病人都执行了隔离预防措施，原因不说你也明白。”

“当然了，”玛丽莎说，竭力不显露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如果她可以选择，她会钻进一个塑料球里去的。她套上罩衣，戴上帽子、口罩，穿上靴子，外加乳胶手套。内瓦里医生也如此这般装扮停当。

她朝病人俯下身子，不知不觉地抑住了呼吸。病人，用一句不敬的俗话来说，一只脚已进了棺材。脸色灰暗，双眼凹陷，皮肤松弛。右颧骨上有块伤痕。嘴唇干裂，门牙上有一块干了的凝血。

凝视着病人，玛丽莎不知所措。可是内瓦里医生正弯腰俯视她的一举一动，她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该有所动作。“你感觉怎样？”玛丽莎问。然而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这是个愚蠢的不言而喻的问题。说也奇怪，里克特医生的眼睛颤颤地睁开了。玛丽莎立即发现他眼白有内出血。

“不好，”里克特医生嘶哑地低声说。

“一个月前你真的在非洲吗？”她问，不得不俯低身子，心中升起一股同情。

“六个星期以前。”里克特医生说。

“你接触了什么动物吗？”玛丽莎问。

“没有。”顿了一顿之后，他又挣扎着说，“见了不少，不过一只也没碰。”

“接触过什么病人吗？”

里克特医生摇摇头。说话对他显然相当吃力。

玛丽莎挺直身子，指着病人右眼下方的伤痕，问内瓦里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内瓦里点点头。“生病前两天遭了抢。栽倒时撞的。”

“可怜的家伙。”玛丽莎说，心为里克特的不幸而一紧。过了片刻，她才补了一句：“我觉得差不多了。”

通向强化护理区的门背后有一个铁架，支着一个塑料袋。玛丽莎和内瓦里脱下防护用具扔进去，回到五楼护士台。玛丽莎提醒自己在盥洗池里洗了手。

“咬了里克特医生的那只猴子呢？”她问。

“我们做了检疫，”内瓦里医生说。“也尽可能地做了各种化验。看来它是健康的。”

他们似乎什么都想到了。玛丽莎拿起里克特的病历，想查一下他眼结膜出血是否有记录。有。

玛丽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眼看着内瓦里医生。他也正期待地看着她。“好吧，”她含糊其辞地说。“我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些病历。”蓦地她记起了有一类疾病叫做“病毒性出血热”。它们极为罕见，却致命地危险。其中有几种来自非洲。她提出了这个可能，期望为这个诊所的医生们所做的一系列暂时诊断拾遗补缺。

“病毒性出血热也考虑过了。”内瓦里医生说。“那也是我们这么快就向cdc报告的原因之一。”

这个“斑马”诊断算完了，玛丽莎忖道。这是医务界的一条格言，听见蹄声你就想马，而不要去想斑马。

内瓦里医生接到一个紧急呼叫。玛丽莎如释重负。“真对不起，”内瓦里说。“我得去急诊室。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噢，我想要是能进一步加强病人的隔离措施会更好。你们已经把他们都安置在同一病区了。不过我认为应当把他们移到完全独立的一翼里，实行彻底的隔离看护，直到弄清这种病的传染性为止。”

内瓦里呆呆地看着玛丽莎。她一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片刻之后他说：“你说的对。”

玛丽莎拿了那七本病历，来到护士台后的小房间，一本一本地看下去。除里克特医生外，其他是四个女的，两个男的看来得了同一种病。尽管还不知道，他们之间必然有过直接的接触，或者都暴露给了同一污染源。玛丽莎时刻提醒自己，由于这是她的第一次实地调查，她的工作方针应当是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转交亚特兰大。她再次细读里克特医生的病历，包括护士的评语。在笔记本上，她用单页列出一切可能有关紧要的事项，包括此人已出现的呕血情节。这显然非流感所有。她一边工作，思绪却一直萦绕在里克特六个星期前去过非洲的事上。这一点必然十分重要。从诊断学的角度看，一个月的潜伏期似乎不合常理。除非是疟疾，而这又被明确否定了。当然，有一些病毒性疾病，如艾滋，就有较长的潜伏期。不过艾滋病不是急性的病毒性传染病。后者往往只有一个星期的潜伏期，上下不超过几天。玛丽莎就这样艰难地读完了所有的病历。它们记载了各种关于年龄、性别、生活方式、职业和环境的资料。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给每个病人用单页写下自己的发现。不多久，她就看出这是一群不同的人。除里克特是医生外，一个是女秘书，在里克特诊所的病历部工作。两个家庭妇女，一个水管工，一个保险推销员，一个地产经纪人。在这样一组多种身份的人当中发现共同点的机会似乎不大，尽管他们一定接触了同一传染源。

阅读这些病历也让玛丽莎更清楚了这种病的临床症状。起病突兀。先是剧烈的头痛、肌肉痛、高烧，然后并发腹痛、腹泻和咽喉痛、咳嗽、胸痛。一想到自己刚刚暴露给这种病，玛丽莎的脊梁骨一阵发寒。

玛丽莎揉了揉眼睛。由于睡眠少，眼里像是有沙子似地干涩。不管愿不愿意，该去看其他病人了。还有许多情况，尤其是他们得病前几天的活动，需要补充了解。

先看那位病历部的秘书。她就住在强化护理区内里克特医生的隔壁。然后再按住院先后轮下去。在看每个人之前，她都谨慎地穿上全套防护用具。所有的病人都相当严重。没有人愿意讲话。尽管如此，玛丽莎还是按她拟好的一系列问题挨个问下去，尤其关注各个病人与其他病人是否认识和交往的情况。答案是否定的。但每个人都认识里克特医生，也都是里克特诊所保健计划的顾客。答案是如此明确，玛丽莎惊讶竟然还没有人注意这一点。是里克特医生传播了这种病。只有他才可能接触那个女秘书。她请病历部把所有病人的门诊病历也都送来。

等待的时候，内瓦里医生来了电话。“我们恐怕又有了一个这种病人。”他说。“是诊所化验室的技工。现在急诊室。你愿意下来吗？”

“他被隔离了吗？”玛丽莎问。

“尽可能地隔离了。”内瓦里医生答。“我们正在五楼准备一个独立的隔离单元。一弄好，就把所有的病人都转移过去。”

“越快越好。”玛丽莎说。“眼下我建议暂停一切不必要的化验。”

“我赞同。”内瓦里医生说。“这儿的病人怎么办？你要下来看看吗？”

“马上就来。”玛丽莎说。

在去急诊室的路上，玛丽莎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正处于一场大暴发的边缘。就那个化验员来说，有两种同样令人不安的可能。第一种是他以跟其他病人一样的方式传染上该病，也就是说，他接触了里克特诊所的那个致命的疫源。第二种，也是玛丽莎觉得更为可能的一种，是他在处理现有病人的污染物时接触了传播媒体。

急诊部把新病人安置在一个治疗精神病人的小单间里。门上有“请勿入内”的牌子。玛丽莎看了病历。病人二十四岁，叫艾伦-莫耶斯。体温华氏103.4度1。穿好防护罩衣、短统靴，戴上口罩、帽子、手套，玛丽莎进了小房间。病人用一双呆滞的眼睛盯着她。

1相当于摄氏39.6度。

“我知道你感觉不好，”玛丽莎说。

“就像是被卡车撞了一下似的。”艾伦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去年得流感也没这么厉害。”

“你最先感觉的是什么？”

“头痛。”艾伦说。他用手敲敲前额一侧。“就是这儿，痛得可怕。你能给点镇痛剂吗？”

“有寒战吗？”

“头痛以后开始寒战。”

“上星期在化验室出过什么事吗？”

“你指的是哪一种事？”艾伦说，闭上了眼睛。“我跟人打赌，赌洛杉矶湖人队1会不会赢球。我赢了。”

1美国一支著名的职业篮球队。

“我对你专业上的事更感兴趣。被什么动物咬过吗？”

“没有。我从来不弄动物。我是怎么啦？”

“你认识里克特医生吗？”

“当然认识了。人人都认识他嘛。噢，我想起来了。我被一个装化验样的真空容器的针头刺了一下。这种事从前没发生过。”

“你还记得真空容器上那个病人的名字吗？”

“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个家伙不是艾滋病。我当时只怕那个，所以看了一下他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