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陕西北部大旱；

天启十年，陕西全省大旱；

天启十一年，河南大旱；

天启十二年，山西大旱；

旱区自东向南推进，老的旱区在持续，新的旱区每一年都在出现。

朝廷在全力赈灾，各地官府也继续运粮储粮。有湄公省，有江南，还有新占的缅地，以及从海外各地搜购的粮食，只要能运到灾区，就不致出现大的动乱。

也就是说，粮食有，主要还是在运输上比较困难。海运到直沽，河运走长江，陆路则采取接力运输，民夫基本上不出省。

除了朝廷，官绅地主商贾也被动员起来，加入到购粮储粮的行动中。皇帝发了话，可以让他们从中赚些利润，但要严格控制幅度。

也就是说，你贩卖粮食可以赚钱，但哄抬物价，或是囤积居奇，那就是违法犯罪，严惩不贷。

政府、民间共同行动，抗击天灾，已经成了共识。在皇帝的积威之下，谁敢触霉头，砍头、流放等着你。

接连的旱灾，使得长江水运成为了运粮的主要方式。

长江商会因此而受到朝廷的重点扶持和嘉奖，赚钱固然重要，但长江商会的几个首脑人物看中的更是社会地位，以及更光明的前途。

继吕宋总督之后，坤甸总督颜思齐也走马上任，淡巴锡领主林天生也得到了朝廷的任命。

长江商会虽然是内地业务，但与海商总会也有联系，他们同样也盯上了海外的基业，积极地投资到“华夏龙腾”公司。

手中握有巨财，却被盐政改革断了财路的盐商，也开始转移目光，把钱财投入进去，想着捞个领主或总督当当。

尽管大灾害在持续，可大明帝国内部的活跃程度，却更胜从前。资金、人员的流动活跃起来，极大地缓解了底层百姓的困难。

移民工作一直在有序地进行，以“耕者有其田”为号召，东北、东番、海南、湄公、前套等地区，不断吸纳着迁徙的百姓，加快着开发建设。

灾区的以工代赈继续施行，道路桥梁、水利设施、城市建设，以及大规模的板轨铁路的铺设，使得灾区百姓有活儿干有饭吃，社会也因此而能保持稳定。

而如此种种，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不是皇帝未雨绸缪，不是硬性地下旨布置，难以想象数省大灾的混乱，以及社会的动荡。

因此，在大灾害如期而至且愈演愈烈时，皇帝的威望却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同样，地方官员的表现，也在大灾害时期得到了考察。能员干吏涌现出来，庸碌之辈则被罢黜惩治。

而且，即便在全力应对大灾害的时候，皇帝的扩张计划也没有中断和停止。转嫁矛盾、掠夺财富，成为了缓解大灾害的有效手段。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工作，西南土司们又要发起新一轮的军事行动。这次，他们的目标确定在了南亚的天竺。

之前朝廷便给出了指导，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西南土司们不经过实地考察，也不敢轻易相信天竺是朝廷所描述的“财多人蠢”。